顶刊综述 | 社会网络分析的新发展

社会网络分析的新发展

摘要：

这篇关于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综述确定了组织（organizations）中人际社会网络研究的最新趋势，并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着重于概念基础。本文围绕两个社会网络主题展开：结构洞与中介者（structural holes and brokerage）、连接的本质（nature of ties）。新的研究方向包括：在传统的结构分析中加入情感（affect）、行为、认知；采取一种以他人为中心（alter-centric）的视角，包括对中心个体（ego）和他人（alter）的关系性（relational）进路。本文提议：超越结构洞与中介者研究的三元关系结构，将他人视为中介者；延伸了连接的本质，以将负面（negative）、多重（multiplex）、休眠（dormant）连接纳入。研究的挑战在于回答这一问题：社会网络分析中，接下来要做什么？

译者注：社会网络中使用的术语ego是“我”之意，在本文及社会网络研究中被定义为个人网络的焦点中心；alter是“另一个、相对峙的、相异的”，被定义为与ego有直接连接的他者。译文中将ego翻译为自我，alter翻译为他人。

作者简介：

Daniel J. Brass 肯塔基大学管理学系

文献来源：

Brass, D. J. (2022). New Development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9: 225-46.

本文作者：Daniel J. Brass

自格兰诺维特1973年发表关于弱关系的文章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网络研究开始频繁出现在期刊中，这归功于个人计算机和网络软件如UNICET的出现，并与波特的结构洞理论、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相呼应。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指从与他人的关系中获得利益，为社会网络研究提供了一个合法化的总标签。从1995年到2010年，社会网络成为主流研究，并一直被证明会对个人、群体、组织产生影响。那么，关于社会网络，还有什么新东西吗？这是综述要面临的挑战。社会网络研究的方向是什么？我试图预测相关的趋势，同时指出，我的预测无疑将受到我自己关于网络学者的网络（network of network scholars）之影响。我把这篇综述的重点放在人际（interpersonal）网络上，省略了组织间网络；同时，聚焦两个主题：结构洞与中介者，连接的本质。我指出三个研究的趋势：情感（包括态度）、行为（包括与人格、性格和取向相关的隐含行为）、认知（包括受众感知与心理表征）。社会网络基础社会网络是一组连接（ties），代表一组社会行动者（个人、团体、组织等）之间的某种连接（或缺乏连接）。行动者之间的连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相似性，如位置、群体成员身份、性别；社会关系，如亲属关系、角色、友谊，或仅仅“知道”某人\某事；互动，如与人沟通或给人建议。多重性是指行动者以多种方式连接在一起。不同类型的连接将导致不同的网络，尽管存在重叠是大多数网络的典型特征，并且可以成为促进网络连接的积极效果。在组织学研究中，连接往往涉及到某种形式的互动所产生的信息流，如沟通或建议；或更抽象的连接，如信任、友谊或影响。我把网络中的中心行动者称为“自我”（ego）；与自我有直接连接的其他行动者被称为“他人”（alter）。行动者通常被说成是嵌入（embed）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在格兰诺维特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经典批判之后，嵌入一词得到了广泛使用。格拉诺维特认为，所有的经济交易都发生在社会关系的背景下。社会关系影响着未来的行为，因此行动者倾向于与先前建立的伙伴重复交易。嵌入性的概念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能代表所有类型关系的惰性特征。简言之，行动者倾向于重复已经建立的网络连接。二元（dyadic）连接是社会网络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与社会网络的假设一致，即个人不能被孤立地考虑。事实上，经常重复的短语“把个人带回来”，并不是把个人当作一个孤立行动者的主张。个人的认知不是孤立形成的，人格（personality）可能是网络位置的功能。二元社会网络数据可以从档案记录（即组织联盟、电子邮件记录）、观察（即霍桑研究中的银行电汇室）、访谈或受访者报告中收集。在组织研究中，经常使用问卷调查，要求受访者以开放式姓名提名的形式列出他们所联系的行动者的姓名，或者从姓名花名册中选择其他行动者。Freeman（1987）表明，尽管受访者对具体时间或事件的准确性不高，但他们在报告反复出现的、日常的连接方面是准确的。新技术可以提高准确性，补充受访者提供的感知信息。社会网络数据捕捉的关系，通常被输入一个正方形的、以行动者为单位的邻接矩阵，其中每个单元格代表两个行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连接（或描述连接的价值数据）。连接可以表明方向，比如资源从行动者A流向行动者B，或者行动者A选择行动者B作为朋友，尽管某些类型的连接本质上是对称的或双向的（行动者A与行动者B交流）。社会网络视角的独特贡献在于：它超越了二元关系，提供了一种考虑两个以上行动者的结构安排的方法，包括间接连接或路径。例如，米尔格兰姆1969年追踪了志愿者试图接触目标人物的路径长度，提出了著名的六度分隔和随后的小世界研究。正如行动者不是被孤立地考虑的，二元关系也是如此；正是二元之间的连接形成了网络。社会网络研究的重点是关系（连接），以及这些关系的结构，而不是（其他的）行动者属性。社会网络同时提供了机会和框限——多个行动者之间的模式化关系影响了态度、行为和认知等。但行动者并不是网络结构的被动接受者。行动者有能动性；是他们正在进行的行动和互动产生并再现了网络结构。然而，即使在自愿的二元互动中，每个行动者都只能单方面控制、拒绝或切断一个连接，而对其他他人之间的连接的控制就更少。连接形成的相关因素包括空间和时间上的接近性（proximity）、嵌入性（embeddedness）、互惠性（reciprocation）、同质性（homophily，与相似的人互动的倾向）、平衡性/传递性（transitivity/balance，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社会焦点（social foci）、人格（personality），以及在组织中，所需的工作流程（workflow）和等级连接（hierarchy）。事实证明，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个人控制自己行为和适应不同情况的程度）是网络结构的一个有用的人格相关因素。许多研究都是横断面的，虽然有些前因（antecedents）是固定的，但前因和网络很可能是共同发展的，彼此会产生影响。多年来，随着社会网络研究人员对行动者之间的连接模式如何影响各种结果的研究，人们开发了大量的网络测量方法。这类测量通常被称为结构性的，因为它们代表了关系的结构或配置。这些结构性测量可以进一步分类为点测量（point measures），当它们描述个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位置时；以及整体网络测量（whole network measures），当它们描述整个网络（或其中一些子网络）的配置时。例如，一个行动者在网络中的点中心性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体现（度degree：连接的数量；接近度closeness：到达网络中其他每个行动者所需的直接和间接连接的数量；间隔度betweenness：该行动者在网络中连接其他两个行动者的最短路径）。整体网络数据的收集是通过指定一个有界限的行动者群体（如一个部门或一个组织），并收集该群体内所有行动者的关系数据。整个有边界的网络可以用来计算涉及间接连接的行动者的点测量，或者可以计算整个网络的测量来描述整个配置。一个经常计算的整体网络度量是密度（density）：实际连接的数量除以网络中可能连接的总数。整体网络有时被描述为小世界结构，其中紧密连接的行动者集群有少数连接集群的桥（bridge）连接；或核心-外围（coreperiphery）结构，其中核心由少数连接的行动者组成，外围行动者与核心相连，但不相互连接。通过将情感、行为、认知纳入，可以改进结构性测量。自我网络（ego network）测量是指那些在没有或不考虑间接连接的情况下，为描述焦点行动者的直接关系模式而开发的测量。一个自我中心网络只包含焦点行动者自我与他人的直接连接，以及他人（alters）之间的连接。自我网络通常产生点测量（尽管人们可以计算自我网络密度），但并不是所有的点测量都只计算直接连接（例如接近度和间隔度）。自我网络可以从整个网络数据中提取，但更典型的是基于从焦点行动者那里获得的信息构建的。例如，波特开发了一个名为约束（constraint）的自我网络测量，以捕捉自我的直接连接他人彼此之间的连接程度。网络测量法也被用于识别群体（identify groups）。除了关注结构性方法外，网络研究还采用了关注连接本质（nature of ties）的关系性（relational）方法。结构性网络捕捉的是连接是否存在，如何存在；后者则侧重于连接的实质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存在。例如，社会网络分析的奠基性工作是弱关系研究。格兰诺维特根据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行为来区分强关系和弱关系。他发现，弱关系更常是寻找工作的来源，因为这种关系连接着不同的社会圈子，并产生与工作有关的信息。最近的研究集中在消极关系以及积极或中性关系上。关系方法通常包括在网络矩阵单元中输入数值（即李克特式量表的1-7）。除了结构性和关系性的方法外，林南还提倡一种基于资源的方法，其重点是他人的资源。例如，与中心的、强大的他人的连接可能比与边缘行动者的连接更有帮助。这三种方法也可以结合起来。例如，职业成功被发现与结构洞（结构性）、弱关系（关系性）、以及更高层次的连接和职业赞助（资源性）有关。此外，网络研究者还开发了一种认知方法。例如，有时会对感知的网络和“实际”网络进行区分，从而得出Krackhardt所说的认知社会结构，即行动者关于网络的心智图景。与实际连接相比，感知到的连接（退出组织的员工和留下的员工之间）是预测留下者满意度的更合适的指标。尽管实际网络在预测客观结果（例如COVID-19的传播）时可能很重要，但在预测主观结果（如满意度或感知表现）时，感知网络可能更重要。因此，网络的认知表征（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一直是网络研究的重点。Brands（2013）提供了网络的认知方法的综述。Smith等（2012）为思考行动者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类。他们把行动者有的所有可能的连接成为潜在网络，包括休眠的、不活跃的连接。激活的网络是潜在网络的一个子集，在特定情况下，或者在特定的刺激下，会想起这些连接（这里强调的是连接的认知本质）。当自我过渡到网络时（即人们在应对某种情况时实际建立的连接），意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行动者在可能的潜在关系中选择走向（mobilize）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被探索的领域。当然，行动者可以选择建立一个新的连接，尽管嵌入性表明人们可能更愿意依赖以前建立的连接。与其打造新的连接，不如将现有的连接挪作他用——挪用（appropriation）可以导致多重连接。然而，向朋友要钱可能被认为是滥用友谊，并危及到连接。Smith等人也认为，实际网络不仅取决于自我走向哪些他人，也取决于那些他人是不是会选择建立连接。最近在认知网络方面的一个新发展集中在追踪行动者的神经反应。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受试者在观看电影时的大脑，发现神经反应的相似性是网络中社会距离的一个函数：互为朋友的人的神经反应异常相似。组织学中的社会网络研究历来集中在两个广泛的研究领域：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社会资本研究的重点是为什么行动者会有差异：为什么有些行动者在权力、业绩、奖励等方面比其他人更成功？例如，波特认为，社会资本会累积到那些与自己的同伴间没有相互连接的人身上。他的理由是，这种关系为一个人提供了多样化、非重复的信息，可以提高创造力和绩效。然而，科尔曼认为，密集连接的网络，即他人之间相互连接，会增加社会资本，因为这样提供了监督和制裁行为的机会，以及信任和互惠的规范的发展。这两种理论都是关注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的例子。社会影响研究的重点是行动者为什么相似：为什么行动者在时尚、技术和组织结构方面做出类似的选择，或者表现出类似的态度和行为？网络被用来分析传染（contagion）——行动者被其他行动者影响的扩散过程。传染通过简单的接触（如传染病），通过简单的观察和模仿，或通过更复杂的说服他人的决策而发生，例如科尔曼关于一种新药在医生中传播的经典社会网络分析。Centola（2010）认为，态度和行为的相似性涉及复杂传染——受到来自不止一个人的相同影响（而非传染病的简单模型）。例如，一个简单模型可能预测COVID-19的传播，但需要一个更复杂的模型预测人们是否、何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或接种疫苗。社会网络能帮助我们了解新思想的来源，确定意见领袖、追踪路径并估计事物传播的速度。就像没有一种心理学理论一样，也没有一种社会网络的总体理论。然而，基于网络的模型有一些总体上的相似之处，网络是一些资源（如信息）流动的管道。例如，通常认为，资源通过较短的路径比通过较长的路径流动得更快，处于中心位置的行动者比边缘行动者更有可能接受（adopt）流经网络的事物，或更快地接受它。波特和科尔曼都把他们的社会资本结果建立在另一个基本命题上：嵌入密集连接的网络中的人，会收到相同的信息。两种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尔曼将密集的连接视为发展信任和互惠的机会，而波特则将其视为对接收多样化、非重复信息的限制。尽管社会网络分析通常以统计为特征，但并不缺乏网络理论。而所有社会网络理论的一个基础是，行动者的情感、行为和认知，无论是个人、双人、三人、团体还是组织，如果把它们当作孤立于其他行动者而存在的话，就无法完全理解。结构洞与中介者
在过去的15年里，结构洞和中介者研究一直主导着社会网络分析。当被指定为中介者的自我与两个或更多原本没有连接的他人有连接时，就存在结构洞。格兰诺维特呼应了这一概念，他认为弱关系往往提供了与不同的、不相干的社会圈子的连接，从而提供了非重复的信息。研究从弱关系作为结构洞的中介者，转向对网络连接的更直接的、结构性的测量；即简单地分析网络模式，以确定自我连接到原本不相连的他人（开放三元关系，即3个节点中有2个是互不相连的）。随着波特《结构洞》的出版，关于结构洞和中介者的研究显著增加。波特认为，在网络中存在结构洞的个人通过获得非重复信息和自我发挥的能力，获得了杜会资本。他的结构洞理论通常与科尔曼的观点形成对比，后者认为对行为的监控和信任以及互惠规范为相互之间连接紧密的行动者（封闭的三人组和更大的团体）提供了社会资本。密集连接的网络更具约束性——科尔曼认为是好的，波特认为是坏的。此后的研究证明了波特和科尔曼提出的机制都存在。同时，研究也确定了结构洞-因变量间关系的调节因素，如信任（trust）、权力和地位（power/status）、性别（gender）、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和文化（culture）。在证明结构洞与职业成功等因变量的结构性连接后，研究转向了结构洞-因变量关系，因为结构洞（像所有社科变量一样）无法解释所有结果异变；因此，新近研究倾向于回答“为什么有的行动者比其他人更能从结构洞中获益？”这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开始关注中介者行为——在关系的结构中增加一个行为成分。Obstfeld（2005）引入了中间人（tertius iungens），指的是加入他人的第三人，与离间人（tertius gaudens）相对，指的是分离他人的第三人。波特发现好想法与结构洞有关；而Obstfeld发现，中间人倾向与密集连接的网络可以预测参与创新。后续研究者（ Quintane & Carnabuci, 2016）将中间人和离间人称为嵌入式和非嵌入式，为中介行为的讨论增加了一个时间维度；另有研究（Soda et al., 2018）认为中介行为是套利（通过与他人之间断开连接来制造信息不对称）和合作（分享信息，联合、征召和连接他人）：与套利取向相比，合作取向明显减少了结构洞和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Grosser等（2019）进一步将离间人/套利取向分为中介和分离。因此，自我中心的的中介者研究，后来被区分成了“保持大家分离”和“使大家联合”的视角。尽管近年来中介行为得到了研究的重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结构洞与中介者的情感成分，优先考虑的是建立绩效、创造力/创新和职业成果。我们对自我或他人从结构洞中获得的满足感知之甚少，也不知道连接的情感性质会如何改变关系。例如，他人可能因为不信任或不喜欢对方而断开连接，或者他们可能仅仅因为不了解对方而断开连接；中介者可能会根据断联的性质而有所不同。加上认知，我们还没有完全探索对自我或他人的意识和准确性。例如，如果自我错误地感知到他人之间缺乏连接，那么套利尝试可能会失败。准确的感知也可能被误导，当他人在一类网络中断联而在另一类不同的网络中相互连接时。结构洞理论和研究几乎只关注自我，就好像自我是开放三元关系中唯一的中介者。由于认识到自我的控制力有限——他人也可以建立或切断关系——近来的综述呼吁采取以他人为中心（alter-centric）的方法。例如，与中介者相连的他人可能会在绩效上受益，或者他人的不满可能导致结构洞的快速衰减。在为数不多的以他人为中心的例子中，Kleinbaum等（2015）将认知和情感结合起来，发现他人对自我的同理心的感知有影响。在关注结构之外，增加情感、行为和认知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要牢记社会网络分析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孤立地考虑个人的情感、行为和认知，就不能完全理解。以他人为中心是合理的，但是在开放三元关系中考虑到所有人，是结构洞研究和社会网络分析的一个新方向。超越三元关系：中介者效应不是仅仅局限于处于中心地位的自我的优势。与原本未被连接的他人相连接，同样也代表着与未被连接的社会群体相连接，而这指明了资源的流动新渠道。为了超越三元结构，研究者认为要关注群体成员身份（group membership）。有研究者提出（Krackhardt, 1999）提出“齐美尔式的中介者”，其嵌入两个群体中，是两个群体的唯一连接。同“渔翁得利”不同，齐美尔式的中介者可能同时被拉往两个方向，在两个群体的义务和所要求的时间投入中尽量满足，否则两个群体就可能断联。但进行类似研究的同时，波特的结论也需要被记住——自我中心网络可以解释雇佣表现中的重要变化，不需要依赖于间接连接或成员身份的全面分析。连接的本质连接的强度（Strength of Ties）：格兰诺维特的关系强度仍然是一个经常测量的变量。弱关系是建立能够获取非重复信息连接的基本前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结构洞所取代，在较小程度上被林南基于资源的关注所取代，或者只是作为一个侧重点加入。波特将因果关系的重点从连接的弱强度转移到它所跨越的结构洞；其他研究者已经转向考察强关系的好处，重点是情感成分（情感强度、亲密感、信任），这些成分由于关注结构性结果而被相对忽视。例如，强关系与默会知识、组织变革、工作推荐和知识创造等结果有显著的关系；弱关系有利于想法的产生，强关系则有利于想法的阐述；强关系通常具有高“带宽”（与弱关系相比，互动频率更高，信息流更丰富），可以成为新颖、非重复信息的来源。贝克将强关系的情感成分扩展到包括情感，提出了赋能连接（energizing ties）——能够使活力和能量增加的互动。情感的能量可以通过能量化的网络工作而变得有感染力，从而抵消去能量化的连接，促进个人和团体的表现（Baker, 2019）。除去结构方面，新的发展可能包括：对情感、行为（频率、互惠），和通常被忽视的强弱关系（意识、意图、准确性）的认知方面的关注。这可能涉及到对意识和互惠的非对称性方面的研究。受访者对关系的存在或价值/重要性的不同报告（即行动者A选择行动者B，但行动者B不选择行动者A），一直是网络研究者的方法论挑战。通过关注不对称或关系上的不同感知，而不是试图消除它们，可能会获得新的发展见解（Byron & Landis, 2020）。同时，研究也可能关注弱关系是否能变成强关系。负面连接（Negative Ties）：Labianca & Brass（2006: 597）回顾了大部分被遗忘的关于负面连接的文献。他们将负面关系定义为“对另一个人的持久的、反复出现的负面判断、感觉和行为意向：一种消极的图式”。负面关系被概念化为强度、互惠性、认知/意识和社会距离（直接和非直接关系）的函数。虽然这个标签很大程度上是情感的，但定义包括行为和认知的成分。除了预测负面关系的结果，挑战还在于预测它们如何与正面关系相结合。研究发现，在经历负面关系时，积极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尽管个人可能会迅速寻求切断消极连接的行为，但由于组织中工作流程和等级制度中的互动，这也许是不可能的。此外，认知和情绪可能会影响新关系的形成。同时，尽管与外群体的消极连接可能会损害群体间的关系，但它们也可能是群体内团结的一个来源。多重连接（Multiplex Ties）：多重连接通常被作为连接强度的指标。当收集到不同类型网络的数据时，尽管两个行动者有可能以多种方式（如咨询、友谊、工作同事）连接在一起，但每个网络都倾向于被单独分析。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把多重性作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概念。例如，多重关系可以产生竞争性的压力，例如当你监督的人也是你的密友时。涉及友谊和工作相关互动的多重关系增强了信任和工作绩效，同时也由于情感疲惫和与关系维护相关的义务而减弱了绩效（Methot et al., 2016）。休眠连接（Dormant Ties）：休眠连接指的是过去的连接，这些连接已被废弃（在一段时间内不活动），除非有提示，否则可能不会轻易想起。休眠连接可以提供新的见解，因为在休眠期间，他人有不同于自我的经历。休眠连接作为潜在连接，符合Smith的分类；并且，其存在提出了“连接形成后是否会消亡”的问题。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只要双方对连接的记忆还在，连接就可能存在。但是，一个行动者记得而另一个人不记得的可能性，是重新激活的障碍。从实际连接的角度来看，当任何一方选择中断连接时，连接就可能不复存在。当然，连接的类型，或者连接的内容，会影响消亡（例如亲属关系是永远的）。波特指出，桥接关系会迅速衰减，而齐美尔式关系（行动者相互连接，并且各自与同一个第三方相互连接）不太可能成为休眠关系，而且如果休眠，可能很容易被重新激活。下面的问题仍然存在：连接形成的传统预测因素是否也能预测休眠连接的重新激活？虽然连接的衰减和持久性已经被研究过，但很少有人关注连接的持续时间——一种关系被维持的时间长度。连接持续时间可能是信任、相互影响和帮助动机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素。Facebook和Zoom等社交媒体平台已经取代了每年的节日祝福或生日贺卡，并使连接更容易维持，即使地点相距遥远。老朋友和新朋友（或工作同事）之间的差异还有待探讨。这将是社会网络分析的一个新方向。重复连接（Redundant Ties）：为了通过弱关系和结构洞来突出新的、多样化的信息的价值，重复连接被默认为是要避免的关系。重复连接在结构上被定义为：与同一社交圈内互相连接的他人的连接。尽管承认封闭的、紧密连接的连接可以提供信任、互惠的规范以及对不适当行为的监督和制裁，但重复信息并不被视为一种好处。事实上，对多样化、非重复信息的获取，是成功个人表现的大部分理论解释的基础。重复连接也能提供可验证的信息。成功的管理者不可能接受来自一个来源新颖的信息，而不通过另一个来源进行核实。例如，新闻记者经常被要求通过第二个独立来源来验证非重复的、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即需要找到一个重复来源。然而，独立来源的说法表明，第二个来源不可能与最初的来源在社交圈内占据同样的位置。因此，不同的（重复）消息来源通过弱关系或结构洞，提供可核实的、重复的信息。然而研究发现，双重网络（在同一社交圈内与两个不同的朋友连接）有创新绩效优势。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研究也有类似之处：调查问卷中包括多个（重复）项目，以评估可靠性，独立的数据来源增加了我们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此外，Asch（1951）发现，至少有三个他人的一致重复选择导致了主体的顺从；Centola（2010）发现，行为改变需要来自两个来源的重复信息。当人们收到来自多个来源的重复信息时，将更有可能改变行为。尽管重复信息的一致性价值与科尔曼关于封闭网络在形成规范价值的理论有很大的重叠，但重复信息的力量和可验证的信息价值表明，弱关系和结构洞的价值可能不仅仅在于获得不同的、非重复的信息。事实上，与本身没有连接的他人建立连接的结构性好处可能来自于获得非重复信息，也来自于获得重复信息。连接是非重复的象征，但我们需要将连接（ties）与内容（content）分开。结语：未来可能的七个议题1.自我和他人的关系网络、情感、行为、认知和人口学特征，是否影响中介者效应？2.政治技能/讨价还价行为，是否比加入/分离行为更能预测中介者效应？3.情感（强度）、行为（互惠）或认知（意识/准确度）的不对称连接对重要的因变量有什么影响？4.在社会关系中，与不同对象的积极和消极连接是如何结合的？消极连接是否有积极的结果？5.包含与同一对象的正负连接的多重关系，如何影响网络的动员和结果？6.连接形成的传统预测因素（爱好、平衡、邻近性等）是否也能预测休眠连接的重新激活？7.重复连接和它们所能提供的信息/资源是否有价值（中介者成功、意见或行为改变）？

本文转自：Political理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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